【有冇搞错】格局决定上限 中央计划不出科技进步

有冇搞错》。3月9日。

多年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真实与否无法深究。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美互派教育考察团到对方访问。美国考察团考察后,发现中国学生的学习非常刻苦,主动性极强,每天功课都做到晚上十点以后。而且,中国学校注重数学、物理、化学等等科目,相对来说,比较轻视社会科学和其他文科。学校中理工科成绩最好的学生,是学校中的明星。他们因此得出一个结论,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必定会将超过美国。

中国考察团到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学校课堂概率松散,学生并不非常用功,学习时间短,功课也少,考试居然很多是开卷。学校课程里面,文科成绩最受重视,数学反而教得少。高中数学,比中国差了好几个级别。最有意思的,是美国高中极为重视体育运动,篮球、棒球、橄榄球校队成员,是学校中的明星,受到学校、学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的结论,和美国人一样,也是二三十年后,中国科技进步,一定会超越美国。

结果当然完全出任意料。以诺贝尔奖为例,我们只算科学类,从2000年以后,美国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总共25人,诺贝尔物理奖26人,生物和医学奖22人。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

除了诺贝尔科学奖项外,美国人带动了互联网科技大跃进,生物科技大发展。而中国人呢?据说有新四大发明,共享自行车、高铁、网购、移动支付。严格说起来,这四个东西,没有一个是真正中国大陆发明的。

这种现实,是否应该让中国人或者中国政府认真思考一下,原因到底在哪里?

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推出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排第一名的,是重组科技部。官方是这么说的:对国际科技竞争和外部遏制打压的严峻形势,必须进一步理顺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更好统筹科技力量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整体承担。

也就是说,国务院这个科学技术部,其实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因为中共中央还要组建一个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这个改革科技部,只是中共中央科技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我们都听说过的,中国过去几年投了超过一万亿的资金,去支持中国半导体芯片科技,结果当然是惨不忍睹。中共历史上最辉煌的成就,就是投资数百亿,以饿死上千万人的代价,成功造出了原子弹。但那个原子弹,不是自己研究的。

中国原子核子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被认为在中共研发原子弹过程中的贡献中,比钱三强更高。何泽慧出身于苏州官宦世家,1936年以最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后来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共同做研究,进了巴黎大学的居里夫人实验室,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称号。她和钱三强回到中国,一起研究原子弹和氢弹。

后来中央电视台曾经采访她,恭维她贡献巨大,她说:那都是抄来的,抄谁不会抄啊。何女士当然是自谦,我们现在是抄也不会抄呢。但她说的是实情,当年的原子弹,确实是从苏联人那里直接抄过来的。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段子吧。中国学生那么努力,高中生的数学、物理和化学,都比美国人强多了,为什么二十年后的比较结果那么难看?

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是伯明罕大学化学科的博士生。他的导师据说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毕业后留校做博士后,主要帮教授带研究生。

他的学生有二十多人,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只有两个英国本地的学生。我问他,这么多学生里面,谁最有可能做出创新发现或发明,他想了一会,告诉我说,应该是那两个英国学生。

我很好奇,问他原因。他解释说,做博士生很辛苦,中国留学生说那是“高科技奴工”,拿钱少,干活多,有时候要连续十个小时待在实验室里面。中国和印度的学生,智商都很高,而且成绩很好,但他们大多想的是找工作,哪个公司工资高,谁能够帮他们办身份。但那两个英国学生,却是真心对化学感兴趣,对化学实验充满了热爱和向往。每次实验室下来,大家都疲惫不堪,只有两个英国学生,在酒吧里面还会津津乐道地谈实验。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能力决定下限,格局决定上限。做多大的烙饼,是由锅决定的。

美国经济学家杜拉克,是创新创业领域中的大师。他在谈到创新创业的时候,提出过非常多的相关理论,其中我记得,最重要的有一条,就是:中央计划是创新的大敌。

这个好像不容易理解,领导重视,投入很大,应该容易出成绩,为什么反而是大敌呢?其实,这个从哲学高度应该更好理解。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不了解不知道的内容,既然不知道不了解,又如何能够提前去设计方向呢?反过来说,如果由一个不了解最新领域的人,去设计了一个创新,最后这个计划,将反而是一种障碍,一种阻碍。

这尤其在官本位的体制中,或者是权威的体制中,就更为突出了。

前苏联的例子就是这样。中共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就是模仿前苏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都开始进入前电子时代。作为战胜国,苏联和美国的电子技术可以说是并驾齐驱。那时候最先进的就是真空管,它体积很大,像一个小瓶子一样,可以对电子信号进行重新发送。当时的电子设备,小到民用的收音机、扩音机,大到雷达,都是用真空管处理电子信号的。

五十年代,半导体发明,但很明显有很多弱点,信号还原度远远不如真空管。苏联科委研究了一番,最后决定还是要大力发展真空管。结果苏联科学家,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去研究真空管的改进。当然,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电子管半导体飞速发展,等到苏联人反应过来,想要改变的时候,已经落后二十年了。等到苏联开始研究电子管,美国已经开始集成电路,然后集成电路微型化,就是所谓的芯片了。

在应用方面更是如此。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城市的孩子里面流行半导体。大家热衷组装收音机,从商店买来各种元器件,按照图纸用电烙铁,用锡把一个一个的元件固定在电路板上。

我那时上初中,有两个同学,这方面非常厉害。有一次他们居然装出来一个对讲机。就是walkie talkie。当然非常初级,功能很差,只能在一两公里远收到信号,再远就收不到了。但就这样,大家也还是极为兴奋。大家于是拿着两个极为粗陋的东西来试验,走到另一栋楼的楼顶通话。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或者是“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真的能够听得到,大家开心得不得了。有一个小孩心血来潮,对着对讲机说,“台湾台湾,我是北京”。大家哈哈大笑。

结果当天夜里,全副武装的军人,闯进了一个小孩的家里,把他吓得半死。好在他父亲也是军官,而且他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军人问了半天,认定确实是小孩子的把戏,最后只是把东西收走了。

一番惊吓,大家都不敢再试新东西了。我的那些天才同学们,最后没有一个人变成了半导体专家,连去电子厂工作的都没有。

那时候,商店里面有不少半导体元器件卖,有什么二极管、三极管等等。有朋友的亲戚在军工厂工作,常常给他带来一些质量非常好的东西。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街上买到的,质量都很差,是三级产品。他说,一级产品用于军队设备,二级产品都丢掉,埋起来了,怕给老百姓拿去搞出什么新东西,三级产品才公开销售。对于他的解释,我从来没有去求证过,但以我对那个体制的了解,这绝对是合理的处理方法。

这种封闭式的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国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造电视机的企业,叫长虹电器,四川绵阳的,原本就是专门给军队生产电子产品的。后来专门卖日本的彩色显像管,一度占据了中国电视机市场的一半左右。只是,这种工厂主要靠抄,抄谁不会啊,自己没有研发能力,很快别人发明了液晶电视,也就没落了。

中国国有的高科技企业,有清华紫光,还有北大方正,一个硬件,一个软件,结果现在一个已经破产,一个即将破产。他们不是不受重视,一个背靠清华大学,一个背靠北京大学,也不是没有钱,两个公司都曾经上千亿资产。但是这种官僚资本,最后没出任何新东西。

我想,还是杜拉克说得对,依靠中央计划,依靠权威定方向,这些都是创新创业最大的敌人。因为创新需要自由思想,需要挑战权威的勇气,而这些恰恰是专制体制不能容忍的内容。

能力决定下限,格局决定上限。水泥堤坝,可以管住小河流,但限制不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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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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