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輝:中共常委們為何都像太監般俯首帖耳?

中共兩會鬧劇又一次落幕了。較之以往,一個明顯的感覺是,無論是與會的高官表現,還是中共媒體的宣傳,都旨在突出「領航掌舵」的中共黨魁,弱化其他常委們的地位,而除習外的六常委也非常自覺地保持低調,在吹捧黨魁之際,處於「無我」狀態。

據官媒報導,除了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稱過去一年取得的成績,歸於習的「領航掌舵」,歸於「習思想的指引」外,中共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中央紀委書記李希也都在發言或分組討論時,將各項工作成績、成績的取得,歸功於習的「領航掌舵」,歸功於「習思想的指引」。不僅如此,這幾個常委也都再次提到效忠時的標配「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等。

至於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雖在今年公開報導中無「領航掌舵」之語,但前兩年其早已說出此話。而今年他依然吹捧有方,稱「『兩個確立』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應對一切不確定性的最大確定性」。

中共常委們的言外之意,就是沒有習的領航掌舵,沒有習思想的指引,他們是會出問題的,是不會取得成績的。換言之,如今糟糕的各種局面,也同樣只能歸因於習的領導。誰又能說六常委沒有甩鍋的心思呢?

此外,李強對於取消總理記者會、國務院被弱化,也是欣然接受。常委們發言也是處處圍繞習核心。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六常委對習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俯首帖耳呢?有人會說李強、蔡奇、丁薛祥、李希是習一手提拔上來的;王是三朝元老,於習「有恩」,他還與趙留任涉習與其他派系的交易,二人皆屬於見風使舵之輩。不過,習讓這些浸染在官場多年,也對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高官對自己保持一定的忠誠,僅僅是提拔和交易是不夠的。

通常來說,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保持忠誠,無外乎主要是感佩其品行、有利益驅動、心懷恐懼。就習與六常委的關係看,應以後兩者為主。

蘇聯作家丘耶夫在其著作《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中,描述了蘇聯高官莫洛托夫與斯大林間的很多故事,包括斯大林的權術。斯大林控制蘇聯政府高官的方法主要有三種,一是是實行官職等級名錄制度。二是紅包制度。三是依靠克格勃監控高官。

據說斯大林的小圈子主要是政治局的五六個人,此外還有一個蘇聯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官名錄,這些名錄上官員分為三等,都可以享受國家提供的一切免費的福利:免費的別墅、免費的醫療、免費的專車等等。用莫洛托夫的話講「一切國家都包了」。

不僅如此,斯大林每月還直接給高官們提供資金獎勵,即所謂的「紅包制度」,大約是工資的1—2倍。

在施以利益上的好處外,斯大林還通過祕密警察克格勃監視所有高官,獲取他們的把柄,也讓他們心生恐懼,不敢違抗和背叛斯大林。

歷史總是相似的。習上台後雖然高調反腐,但外界觀察卻是其以反腐的名義拿下不少其它派系高官,為自己掌權掃除障礙,而對於那些忠誠於自己的腐敗高官,習則視而不見。去年被習提拔的眾多火箭軍高級將領、國防部長、外長被拿下的真正原因,主要在於「不忠誠」。

因為擔心高官們不忠誠,習除了通過國安監控在任卸任高官外,還通過安排安插專職祕書、專職司機、專職廚師、專職護理等,監視監控其他高級領導人和政治老人,把「祕書幫」變成習派的眼線或臥底。曾有消息說,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祕書告密,告他有反心或裡通外國。

可以說,六常委至少表面上對習俯首帖耳的原因同樣也是利益驅動、心懷恐懼。他們吹捧阿諛包裹下的忠誠,只能是利益交換下的忠誠,只能是對權力恐懼下的忠誠。一方面,他們與習屬於「命運共同體」,雖然他們內心未必認同習的「左轉」,但一旦習出事,他們的命運也可能發生逆轉;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與習唱反調,下場可能與胡錦濤、李克強等人相同,而且誰又能說得清他們身邊的祕書、警衛等有沒有在監視他們呢?

也基於此,六常委們選擇了習所喜好的表忠心方式。但是他們真的忠誠嗎?蘇聯曾有這樣一個笑話:上帝賜給人三種品質:忠誠、聰明、黨性,但是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三者兼有。因為人如果是聰明和忠誠的,他就沒有黨性;如果他是忠誠和有黨性的,他就不是聰明的;如果一個人聰明和有黨性的,那他就不是忠誠的。六常委認為自己擁有哪兩種品質呢?

事實上,蘇東和那些極權專制國家早已提供了結論,那就是最高統治者與官員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政治忠誠,有的只是利益的交換和權力的爭鬥,真正的忠誠和權力、利益是無關的。比如斯大林中風後,他的幾個所謂的忠誠下屬竟然故意拖延救治時間,等著其咽氣。如果類似的情況在北京發生,貌似忠心耿耿的六常委們會如何選擇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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