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5月10日讯】过去一百年世界曾经出现过不少国家，它们的经济一度高速增长，但后来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从此停滞甚至出现衰退。现在越来越多人也担忧中国的情况，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现在正处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的中国是否将要或者已经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闯关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者是少数
台湾宏观经济学家吴嘉隆在新唐人《菁英论坛》威廉希尔公司网站中表示，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就是说到这里以后前进不下去了，就是原来的发展会倒退。这很像有人把石头推上山坡，推到一半以后推不下去了，石头滚回山底啊，类似这种概念，就是跨不过去一个陷阱。从历史上看，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国家跨过去，有些国家跨不过去，大部分跨不过去。
吴嘉隆说，亚洲、中东甚至于非洲国家，只要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从比较低端收入开始向中等收入推进的早期阶段，都可能取得一些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的是国家介入，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阶段，叫做公共资本推动的增长。比如基础建设或者重要工业由国有企业来推动投资，这非常容易看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后来发展的时候也走上这个道路。
但是问题出在公共资本是为了帮助后面民间资本的形成和累积，公共资本完成了之后，要接着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的经商环境，提高资本报酬率。然后用公共投资带出民间投资，最后公共投资完成任务功成身退，然后开始由民间资本来接棒。民间资本有一个功能是公共资本做不到的，就是承担风险，民间资本大部分的事情是在推动创新、承担风险，所以它组织各种经济资源，设计商业模式、企业策略，然后面对风险，所以它必须有利润。因为它做的好的时候有利润，可是情况不妙的时候它会亏损，跨时间来说，有时候它赚钱，有时候它亏钱，所以利润是准备应对将来竞争激烈的时候亏损之用的，不能把这个利润当做是剥削。
朱镕基时代提到的政府职能转换，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国家变成制定规则，变成一个监督者，很多事情开始交由民营企业来摸索，来创新，来承担风险。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卡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转不过去，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不只是东亚的菲律宾、缅甸，还有中亚、非洲、南美洲一大堆的国家都跨不过去。跨过去的只是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就变成一个榜样，让人家来研究它是怎么办到的。
台湾闯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
吴嘉隆在《菁英论坛》表示，台湾和韩国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台湾的重要经验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培养创造了一批企业家队伍或者企业家阶层，他们履行企业组织的功能，就是设计商业模式、组织经济资源、推动创新和承担风险，这个绝对不是公务员能做的工作。
以台湾的经验来讲，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之后，对台湾当地的地主，让他们把土地交出来以后，给他们国营事业的股票，把地主转成企业家；然后把原来的资本家逼他们下海经商转成企业家。所以台湾早期的那些四大公司等等，做水泥做玻璃的，很多当年的民营企业家，其实是原来的地主阶级转成企业家。然后这些企业家在台湾的发展是先民富再国强。而在中国大陆是反过来，中共是要先国强再民富。
接下来是重商主义，国家用力量来扶持民间企业，一步一步来，先是农业，再工业，再商业就是贸易，对外贸易。台湾早期的话，就是从农业入手，通过农业部门的累积，把资本转移到工业部门进行工业化，最后投入国际贸易全球化。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内部要能够创造和培养出企业家队伍或企业家阶层。
然后是第二个阶段，有一个临时的办法来补充，就是吸引外来投资，那么外商就成了台湾的企业家队伍。你没有这些工业，我先替你干干这个活，以前台湾吸引外来投资很厉害的时候，外商带进来的不只是资本，还有技术，还有订单，还有人才培养。就是说让外商来扮演早期的开路先锋资本家的角色、企业家的角色。
一些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跨过去，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企业家队伍被卡住了，没有办法形成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阶层或企业家队伍。以中国大陆的情况来讲，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为什么取得重大成果？因为很多人下海经商，很多人换跑道，很多人开始做生意，然后民营企业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民营企业通常也要有政治背景、政治关系，所以到最后政治的手介入，你看看现在，民营企业家基本上都在润，都在跑。所以我们观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集中观察它的企业家队伍到底是起来了还是下去了？
第三点就是人力资源的培养。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立刻做两件事，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开始就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开放地方选举，县市长就开始选了，一度选到台北市市长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居然落选，除了台北市以外，其它地方这种也有反对派的人当选的。所以台湾早就有选举的经验，把人选上去，把人选下来。中国大陆的选举是可以把人选上去，但是没有办法把人选下来。这个差别在这里。
蒋介石除了搞地方选举之外，还做一件事情，就是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小学六年加初中三年由国家负担。所有的人有义务接受九年国民义务教育。那个年代很多人念医科和念工程，所以你会看到台湾的疫苗研究、医学健康系统发展的很不错，另外再加上工程，很多半导体行业的人都是学工程的，这就是教育埋下的种子。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伊藤博文去欧洲考察回来也是搞教育。教育才是国家大国崛起的根本。
缺乏制度创新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吴嘉隆在《菁英论坛》表示，现在看中国大陆，虽然大学毕业生已经够多了，但是教育机会根本不够。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从清朝末期就开始追求变法维新，当时谈的是船坚炮利，用现在的话讲叫做技术创新，接下来的政治制度设计的部分叫做制度创新。现在来看，之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会卡住，就是这两个创新没有办法跨过门槛。
技术创新就是要培养人才，尤其是高阶人才。其实台积电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张忠谋那是高阶人才，就是有元帅才能够率领将军，有将军才能够率领士兵。所以人才的培养，尤其从人才到高阶人才，这个都很重要，这是技术创新的关键。
制度创新是这样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制度创新的根本原理是阻止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因为既得利益阶层就是权贵阶层，他们没有流动性，总是那一批人在掌权。既得利益阶层长期化的结果，就会阻碍制度创新、阻碍制度转型。结果呢这个国家就卡住了。
吴嘉隆说，共产党一直没有摆脱革命党的特性，没有转型成正常的政党，它把之前的既得利益阶层推翻了，它自己成为既得利益阶级。然后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就变成现在看到的这个权贵阶层他开始封杀很多政治改革，封杀制度转型。然后把老百姓当做收割的对象，把人民变成韭菜，变成廉价劳动力，叫做人口红利。
所以共产党这个制度最后一定崩坏。现在中共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的整个问题，出在有技术能力，没有制度能力，有技术创新，没有制度创新。所以最后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会跨不过去。而那些成功的经验，都进行了社会转型。
中共体制难以转型 恶性循环直到崩溃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政治制度的这种转型，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如果是集权统治的这样一个体制，我们还没有看到它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案例。但是，有些国家它政治转型了，但同样跳不出中等收入这个陷阱。
因为一个国家最终能够在经济上持续跨越，依靠的是企业，依靠的是由下而上的一种经济动能。就好像一个马车，它要跑得快，主要动力来自那匹马，而不是那个驾车的人。另外一方面，马车也不是仅仅马跑得快就行了，它同时还需要这个驾马车的人能维持这个方向和平衡。所以我认为就是马和马车伕需要一个平衡，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在集权专制的体制下，由于马车伕也就是拥有权力的这个人，他是独裁者或者是寡头集团，他掌握了甚至垄断了社会资源，他会形成一个持续的排挤效果，严重的抑制底层的动力，在经济上主要是抑制企业的动力。因此那个马它就不想跑了，躺平了。另一方面，由于他完全不接受监督，也没有随机调整的应变机制。最后他的一个判断失误，就可能造成车毁人亡。
郭君说，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韩国，情况都有类似，都有吃苦耐劳的人民，创业精神极强，经济动力极强。而中国也采取了日本的模式，就是东亚模式来发展经济，就是依靠出口，依靠西方市场来推动整个经济起飞。但中国不成功的地方在于社会严重不公平，贫富悬殊非常巨大，地区差别也非常巨大，这种差别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实行权力绝对垄断的集权专制体制，拥有权力的人，他会想办法把权力兑现成为各种现实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这是人性决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不断的强化自己的权力，强化自己的各种利益，导致这个社会分配极度不公平，社会不安定也不稳定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我认为中共的最高层的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要必须改变，所以出现了有时政策向左转的情况，比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比如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的政策，它其实想纠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注定无法成功的。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各种各级政府官员来执行这个损上益下的改革，这批人他们必须要损害自己的利益，去增加老百姓的利益，这个靠他们是做不到的，靠这个体制也是无法做到的。所以这就是专制体制的一个致命伤，它没有办法改变矛盾，这个矛盾也是无法愈合的，而当矛盾爆发的时候，经济下行的时候，当权者会进一步损下，就是损失下面来益上面，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当然这个结果就会更糟糕，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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