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讖」《推背圖》的中共軍隊將領名單 (二)

作者:宋征時

目錄

第一部分   名單及簡釋

第二部分   背景及根源

第三部分   對策與出路

(接上文:「涉讖」《推背圖》的中共軍隊將領名單 (一))

第二部分   背景及根源

因「『涉讖』《推背圖》」而見疑涉嫌,無疑是中共軍隊將領當前面臨的最大威脅。當將領們面對這一威脅而尋求對策時,就不得不進而分析、探討這一威脅及其危害的背景及根源,因而也就不得不追溯歷史。而如果我們追溯歷史,就會發現一系列「黨的歷史錯誤」,就會明白對中共軍隊將領的最大威脅和最大危害究竟來自何方。

在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或至少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對中共軍隊將領的最大威脅來自莫斯科、來自共產國際的指令、來自斯大林「肅反」運動醞釀期(及前期)的影響,簡言之,來自中共「黨中央」國外的上級領導。

1930年代,斯大林為了消滅異己,在蘇共黨內進行了殘酷的大清洗,並宣稱這是「為黨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大清洗的一些口號也殺氣騰騰,諸如「徹底肅清反革命分子」、「肅清一切帝國主義間諜」、「[無產階級革命的]紅色恐怖萬歲」,等等。受大清洗波及,蘇聯紅軍5個元帥3個被殺,師級以上軍官被處決率超過80 %。

受命於共產國際相關的指示信,且受到蘇共十六大精神的影響,中共黨內、中國紅軍各部隊內、中共各根據地即所謂「蘇區」內都搞過「肅反」、「抓AB團」、「清除托[洛茨基]派」等運動。

夏曦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湘鄂西(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後,先後四次在當地搞「肅反」。其中1932年8月第二次「肅反」對黨員進行大清洗後,殺得紅3軍幹部和地方幹部中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等幾名黨員。黨員人數一度竟降至個位數。

張國燾被中共中央任命為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後,大搞「肅反」並多次大開殺戒。據徐向前(1955年授銜元帥)所述,僅1931年9月至11月期間,該蘇區紅軍官兵就被濫殺了十分之一,達2500人以上。1933年秋,徐向前之妻、王樹聲(1955年授銜大將)之妹等又一批人屈死於「肅反」的屠刀之下。

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也大搞「抓AB團」的「肅反」運動,其極端做法遭到紅軍官兵抵制,終於在1930年12月12日導致紅20軍174團在江西富田發起兵變,隨後脫離上級指揮、自行對敵作戰,此即「富田事變」。1931年4月,新上任的「中央蘇區」中央分局代理書記毛澤東誘騙紅20軍兵變部隊領導人以及不涉兵變的部分軍領導前來談判,趁機將他們全部逮捕並處決。事件至此本已趨落幕,但三個月後的7月,毛澤東又以開會為由,誘騙紅20軍全軍聽命調動,隨後予以包圍、迫其繳械。該軍從(新任)軍長、(新任)軍政委至排長、副排長共700多名幹部慘遭屠殺,全軍幹部僅2人逃脫。全軍士兵被殺得死傷慘重,大部分人最終下落不明。紅20軍番號隨即撤銷。

[1980年,經蕭克(1955年授銜上將)等原紅軍將領呼籲,在中共中央掌門領導人胡耀邦主持下,重新調查富田事變。1988年,根據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的批示,再度開始曾於1987年中斷的調查。1989年初,調查組寫出報告,提出應該對富田事變作全面平反。不久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此報告之事遂不見下文。]

中共「黨的最高領導」及各蘇區領導在國外上級指使下,主持殘殺自己的軍隊幹部,比之其敵人更為心狠手辣。紅軍高級將領龔楚,1934年6月一度代理劉伯承(1955年授銜元帥)出任過紅軍總參謀長,其後於1935年5月離隊出走,投奔國民政府。據龔楚回憶錄所述可知,他叛逃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共產黨整自己人整得實在太凶狠了。

對上述源自國外上級的「黨的歷史錯誤」,對這些使軍隊幹部慘遭屠戮、軍隊蒙受慘重損失的慘痛歷史教訓,解放軍及武警部隊的將領們千萬不要忘記。

* * *

在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的毛澤東時代(或至少在1966年至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文革」期間),對中共軍隊將領的最大威脅來自北京,來自毛澤東所倡導、支持的名為「造反有理」、實則「無法無天」的種種暴行,來自毛澤東本人的「最高指示」,來自「[中共黨內]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令,簡言之,來自中共國內的上級領導。更具體地說,就是來自由毛澤東及其「無產階級司令部」(主體即「中央文革小組」)獨斷乾綱、凌駕於政治局之上的所謂「中央領導」。

在毛澤東發明並掛名、後由張春橋主持執筆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毛澤東於1966年發動「文革」,給中國帶來「十年浩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利用群眾運動來「運動群眾」,指使紅衛兵及其他群眾組織通過抓人、開批鬥會、刑訊逼供等手段,對從政治局到各地基層的廣大幹部實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很多軍隊幹部也身受其害。「無產階級司令部」還號召、煽動、誘使各地紅衛兵等群眾組織大搞打砸搶,造成停課停產、交通中斷等諸多亂象。群眾組織之間爭權奪利引發的武鬥(江青美其名曰「文攻武衛」),也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破壞,武鬥雙方甚至動用槍炮互相開火……這些亂象都伴之以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政治口號:「反修[正主義]防修[正主義]」、「確保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炮打[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等等。

毛澤東還曾下令軍隊直接介入地方「文革」運動,支持「左派」(即所謂「支左」)。有些地區,省軍區和野戰軍分別以「支左」為名、各自支持當地群眾組織的不同派系。與此同時,地方上群眾組織或派系之間的武鬥不斷升級,各派為獲取武鬥所需的武器彈藥等軍用物資而不擇手段——占據兵工廠、攔截軍用列車、搶劫部隊軍械庫,為此與部隊武裝對峙甚至觸發交火事件。有的部隊以「支左」名義暗中提供武器裝備、私下派人充當地方派系武鬥的戰地顧問。火炮、坦克等重型兵器從兵工廠直抵火線參戰,使得武鬥規模及慘烈程度有如內戰……

毛澤東在1967年授意林彪、江青提出「警惕帶槍的劉[少奇]、鄧[小平]路線」,「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等口號。軍內外造反派聞風而動,揪[元]帥、斗將[軍]、毆校官、打[軍校]教官就此成為時尚。北京多個總部機關、各地省軍區的大部分機關、北京及各地一大批軍事院校、軍事科研單位、軍工企業等等,都多次遭到衝擊,形成「文革」中「革命造反」、衝擊軍隊秩序的又一輪「新高潮」。

「文革」期間,毛澤東直接害死了解放軍十大元帥(1955年授銜)中的朱德(於1976年)、彭德懷(於1974年)、林彪(於1971年)、賀龍(於1969年),間接害死了陳毅(於1972年),指使人多次批鬥徐向前,還打壓過劉伯承、聶榮臻,排擠過葉劍英。

「文革」期間,解放軍十員大將(1955年授銜)中,遭受批鬥、侮辱、毆打、殘害者計有黃克誠、譚政、羅瑞卿、蕭勁光、王樹聲、許光達等。羅瑞卿遭受迫害至腿腳致殘、無法行走,紅衛兵仍硬把他放在一個大籮筐裡,抬到會場上去繼續批鬥。許光達被無端認定是賀龍搞所謂「二月兵變」的「總參謀長」,連續幾年遭受「[陸、海、空]三軍造反派」的批鬥、關押、審訊、上刑,最終去世時近乎被活活打死。徐海東大將身患重病仍飽受衝擊,最後被停醫斷藥甚至斷供氧氣而含冤病死。

「文革」期間,解放軍有大批將校被迫害致死,軍隊家屬子女中遭株連者難以計數。

對上述源自國內上級的「黨的歷史錯誤」,對這些使軍隊幹部慘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軍隊蒙受巨大損失的慘痛歷史教訓,解放軍及武警部隊的將領們千萬不要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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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後不久,中央軍委班子就當時突出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下發《民主集中制手冊》給解放軍全體官兵,人手一冊。這是前進了一小步,但也是「從○到一」的關鍵一步。當前軍隊正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關頭,中央軍委班子應當儘快再進一步:就上述「黨的歷史錯誤」(以及黨的其他相關錯誤)下發《我黨我軍歷史教訓手冊》之類讀物給所有部隊、單位及全體官兵。

要講「黨的歷史錯誤」,就會牽涉到中共中央2013年9號文件。這個標題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的文件提出了「七不講」:不准講普世價值,不准講新聞自由,不准講公民社會,不准講公民權利,不准講黨的歷史錯誤,不准講權貴資產階級,不准講司法獨立。

別的暫且不提,「黨的歷史錯誤」憑什麼「不准講」?為了解放軍及武警的每一支部隊都不會重蹈紅20軍全軍慘遭殺戮之覆轍,為了每一位中央軍委成員、軍兵種主官、戰區主官、集團軍主官以及全軍所有將領都不會像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等人那樣死於非命,為了每一位將校及其家屬子女都不會遭受徐向前、王樹聲等將帥家人被處死的慘劇,全軍將士應該斷然衝破「9號文件」所設置的禁區。即便是「黨衛軍」軍人,也有人權!縱然是「黨的人」,也不能任由「黨的最高領導」隨意宰割、肆意屠戮!軍隊各級領導應該帶頭宣講「黨的歷史錯誤」,並且發動大家都來講,做到官喻兵曉、將喻士曉。中央軍委班子更應當順應歷史潮流,鼓勵、表彰那些宣講「黨的歷史錯誤」的先進典型,以避免新的歷史錯誤,從而在軍隊歷史上開個好頭。

* * *

習近平在2012年十八大上台執掌中共最高權力之後,自上而下推出過所謂「反腐敗」運動,喊出過所謂「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等口號,提出過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二四四二」、「準備內戰」等提法。對於中共軍隊將領及黨政官員來說,這些東西也同樣屬於來自中共國內的上級領導。其性質與斯大林、毛澤東下達、倡導、推行過的東西一樣,無非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話術,政治路線宣示,黨內鬥爭的政策、策略及其潛規則之類的「共產黨文化」(即「黨文化」)常規套路。

然而,為了變中共一黨專政的「黨天下」為習氏一家世襲的「家天下」,習近平在2017年中共召開十九大之前就已開始從國外引進「非標準共產黨文化」(或可稱「准黨文化」)的若干元素,那就是朝鮮金家王朝的「承繼祕要」之類。習近平可能還借鑑了確保金家這個「白頭山家族」世襲的法寶——「統軍馭將」祕術。習本人不太了解朝鮮文化,金氏家族也不可能全套提供祖傳祕術。因此,引進祕術之部分內容的,應該是中共高層「知朝派」中極個別人士。很可能正是在這些人隱密參與及操弄之下,習近平的朝鮮半島政策可能於2016年「薩德危機」之初開始悄然轉向,並於2017年7月十九大前夕悄然進入定型階段。某種程度上,房峰輝、張陽等一批將領正是習的「半島策」於2017年9月突然宣告轉變的犧牲品。

總而言之,自中共十九大前後起,對中共軍隊將領的最大威脅之一來自平壤、來自朝鮮金家王朝的「承繼祕要」、來自「白頭山家族」的「統軍馭將」祕術,簡而言之,來自中共「黨中央」國外的平級或同級領導。

對變「黨天下」一黨專政為「家天下」一家世襲的歷史性倒退,對上述源自國外平級或同級的「准黨文化」或非傳統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新元素」,對這些使軍隊幹部慘遭迫害、軍隊蒙受大幅損失的倒退行徑,解放軍及武警部隊的將領們一定要堅決抵制。

* * *

大約從中共十九大之後的2018年起,習近平又開始著意借用純屬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來源的一些元素,簡言之,取自國內的民間文化及中國古代文化的若干元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推背圖》

作為古代預言和華夏文化遺產,《推背圖》固然有著其特定的預言價值。但習近平以此推定潛在的黨內敵手,藉此判定黨內鬥爭的格局,據此想定鬥爭的具體部署和實施方案,則無疑屬於「無知的濫用」。

習近平對《推背圖》未必有足夠的理解,甚至未必有足夠的了解,但卻要把它生吞活剝、急功近利地用於黨內鬥爭的生殺予奪,並以此定奪「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孫子兵法》語),因而很可能導致濫抓濫捕的做法進一步泛濫成災。僅以上列名單計,三屆「黨中央」內「涉讖」《推背圖》的將領已經達64人。如果把這些人分別判罪、懲處、軟禁、審查、內控、邊控、降職降級、限制晉升、限令提前退休等等,是否就能讓習近平放心了呢?僅以上列名單計,在第20屆「黨中央」44位軍人成員中的16名「涉讖」者裡,就有公認的「習家軍」將領董軍、鍾紹軍、陳國強等數人。如果面向全軍推而計算之,「涉讖」的「習家軍」將領又該有多少呢?

我們不妨以上文的「釋讖」標準,對第20屆「黨中央」成員之外的將領試釋一例:

陳登鋁,陸軍少將,中央警衛局政委

(其工作職責:負責主持習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的安全警衛)

姓名中「涉讖」2字:「陳」字帶「東」,或涉「東邊」或「東門」;「鋁」字帶「金(釒)」,或涉「金劍」

故曰:「東邊門裡伏金劍」,「金劍」「鋁」鑄輕欲騰。「鋁」劍騰飛指何處?直指「帝」位把基「登」。

陳登鋁出生於習近平長期工作的福建,出身於習近平最信任的駐福建部隊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現東部戰區第73集團軍),對陳所作的考查結果也令習相當滿意和放心,所以陳登鋁[和中央警衛局局長周洪許少將]受命負責主持習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即「黨中央最核心成員」或「正國級領導人」的安全警衛工作。因此,陳登鋁應該也屬於「習家軍」將領。如若習近平一旦懷疑最接近自己的身邊工作人員,並依據上述「釋讖」標準行事(而「釋讖」結果又如此令「帝」不寒而慄),那麼,陳將軍因「涉讖」見疑而打入「另冊」的可能性還真的不能排除,甚或不可低估。

好像從1992年劉華清、張震「入主」中共第14屆中央軍委的時代起,劉姓、張姓就一直是解放軍高層將領中比例較高的「大姓」。例如第20屆中央軍委「當選」七人中就有「大姓」將領張又俠、劉振立、張升民三人。如若習近平心存芥蒂並依據上文所列「釋讖」標準行事,那麼,「『大姓』不得進軍委」是否將會成為一條內控軍委成員候選人資格的潛規則呢?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定於一尊」後,卻反而更加覺得:安全不絕對,絕對不安全。近年來,他在不少文類語體的行文中禁用「翠」字,據說該字的形體結構容易帶來「習卒、習卒」的聯想。他上台以來,曾經兩度取消中國傳統節日中的「除夕」(農曆十二月三十日,即「大年三十」),因為「除夕」與「除習」諧音。他還一直就《推背圖》而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終日猜忌,直到開始頻頻抓人。長此以往,連「習家軍」將領都難以倖免,其他派系的將領哪裡還會有活路呢?

[解放軍及武警將領們不妨再設想一下來自《推背圖》以外、但也有可能被習近平採信的種種荒誕「讖釋」:現任信息支援部隊司令員畢毅中將,有一天或許會被宣布為「變色龍」、「兩面人」;其原因居然是「畢毅」與「避役」同音,而「避役」與「變色龍」兩者都是動物名稱,且前者正是後者的別名,反之亦然。或許有一天,已經退役的前中央軍委委員兼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上將突然遭到軟禁,起因是有傳言稱「李作成要當李自成」,並稱兩者姓名僅一字之差,而且從語音上看,「自」(zì)與「作」(zuò)兩字同聲母、同聲調,僅韻母有別。那麼,傳言中「要當」兩字又作何解呢?如果是「想要當」,則其人「大逆不道」;如果是「將要當」,則其勢「迫在眉睫」。怪不得2024年急著要把李自成雕像從北京市搬走……]

種種「讖釋」、處處「讖疑」,搞得全軍將領人人自危。某將軍出生在四千多萬中國人(約占當時中國人口的6.5 %)死於「大饑荒」的1959年至1961年間。他出生時正逢全村開始斷糧,母親吃糠咽菜都難得半飽,所以沒有奶水。他也跟著挨餓,整天哭。成年後參軍入伍又立功提幹,在部隊一干幾十年,屆齡以將級軍官資職退役,現在部隊干休所度晚年。但誰知不到兩年,所裡就已有三名離退休將校被紀委人員帶走,其中一名或遭「讖疑」。其他將校都不知紀委哪天找上自己,全所上下人心忐忑,可謂「熬日如年」。筆者願為將軍做個生平總結;一生順利兩頭慘——出生時嗷嗷待哺,晚年時熬熬待捕。

據2024年10月一份中紀委、軍紀委聯合通報,有一批現役軍官已經「熬熬待捕」到極度緊張,他們日夜佩槍、子彈上膛,隨時準備拒捕反抗。2024年8月,中部戰區負責後勤的1名上校開槍拒捕,打死2名紀委人員。9月,南部戰區管理裝備的1名大校開槍拒捕,擊斃4名紀委人員。雖然不知上述事件是否與「涉讖」有關,但「讖釋」造成的恐怖氛圍及其危害與後果已經顯現。看來,離出現少將或少將以上級別者開槍拒捕事件或許也已為期不遠。

斯大林「肅反」大清洗期間,蘇聯紅軍元帥葉戈羅夫(1935年蘇軍首次授銜的五位元帥之一)開槍拒捕,與內務部特工激烈交火。或許正是這位元帥,打響了共產黨國家歷史上軍隊將帥拚死對抗「黨的最高領導」的第一槍。

前面敘述過的一系列「黨的歷史錯誤」告訴我們:對共產黨國家的軍隊將領構成最大威脅及最致命危害的根源,就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是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就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就是「黨指揮槍」的政治紀律。這四個禍根亂源,同樣也是引發上述「將不聊生」、「軍心叵測」等諸多亂象之肇因所在。

解放軍一大批將帥在「文革」期間遭受毛澤東殘酷迫害而致死的歷史事實,可以為之作證。蘇聯紅軍將帥在「肅反」時期被斯大林大批大批處決的歷史事實,可以為之作證。朝鮮人民軍將帥動輒得咎、被家族世襲的「最高領袖」用各種離奇酷刑殘忍處死的諸多案例,可以為之作證。而在習近平治下,尤其是2023年以來解放軍及武警將領的落馬潮,各軍兵種、各領導部門、各建制單位的出事潮,同樣可以為之作證。

2025年2月 (February 2025)

(未完待續)

作者介紹

宋征時,男,1954年10月出生,1982年獲中國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學士學位,1999年獲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與文明》專業博士學位。2005年發表法文學術專著《Jardins classiques français et chinois》(中文譯名:《中法[兩國]古典園林比較》)。發表過學術論文十餘篇,政論類文章數十篇。

1984年至1988年任上海《青年報》編輯兼記者。1993年起任法國礦業-電信學院(下轄的)商業學院語言與人文科學系教師。除同時擔任其他課程教學外,2019年起在該校開設並擔任人文學科課程《中共軍隊的軍事思想》教學,直至2024年1月。2024年1月16日起退休。

退休前工作電郵 HYPERLINK “mailto:zheng-shi.song@imt-bs.eu" zheng-shi.song@imt-bs.eu 和 HYPERLINK “mailto:zheng-shi.song@telecom-em.eu" zheng-shi.song@telecom-em.eu 已於2024年1下旬由商業學院關閉停用。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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