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徵文】赤難史脈：從「大革命」到「大饑荒」（二）（1921～1961）

接前文

四、1950年代的「六大運動」

1949年10月1日赤朝開國，中共直奔合作化，違棄剛剛頒布的《共同綱領》（1949年9月29日）：

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

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1]

1950年7月頒布〈合作社法〉、1951年12月〈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1952年5月〈推行農業合作化的決議〉、1953年12月〈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 〉。[2]

1950年代前期，中共自嗨「激情燃燒的歲月」，具體為「六大運動」——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清反革命。中共只肯承認「五大運動」（刪去「鎮反」），因為「鎮反」殺人太多，太難看。「六大運動」重大數據如下：

①「鎮壓反革命」所殺人數，最保守數據100多萬。1959年8月11日中共八屆八中廬山會議，毛澤東：「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六億幾千萬人，消滅那個一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3]

史家謝幼田：「殺人數目至少是五百餘萬人。」[4]

② 從1947年老赤區延伸至1951年的土改，大陸史家高王淩（1950～2018）：

太行老區差不多將地主殺光了。據估計，土改過程中約有300至500萬人喪生，他們大多數是中小規模的地主，大多數是被活活打死的。[5]

史家宋永毅（1949～ ）據中共資料列表（死於土改地主人數）：[6]

數據來源：

* 國家統計局：《全國土地改革前各階級佔有耕地情況》，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1353。

** 《全國土改結束時各階級佔有耕地情況》（據1954年23省市自治區1.5萬多戶農家資料統計），杜潤生主編：《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6年，頁560。

*** 國家統計局：《1949-2003年中國大陸歷年人口數據》。百度百科：https://wenku.baidu.com/view/16182d00b52acfc789ebc9e5

土改最深遠惡果：打破農村生態，顛倒價值觀（以貧為貴），摧毀農業生產精英——地富，地主、富家乃農村天然形成的生產組織者，被剷除後，強者無法多勞。1953年「合作化」收回分給農民的土地，強迫農民與土地脫鉤，再次殺傷農村生產力。

貧雇農整體生產能力本身就弱，土改只能給予貧雇農一次性補助。土改後，大家都一樣，地富失去殖富能力，自顧不暇，貧雇農仍大多貧困。還不如昔時有貧有富，尚可以富補貧。此弊早期蘇區就暴露了，1929年11月5日〈閩西特委第一次擴大會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

把土地分割小了，而且分到不會生產者手裡，同時會生產者卻少分了田地，把他們的人力財力都閑置了，這樣客觀上是障礙了農村生產之發展，失了土地革命的本來意義。[7]

中共內部傳諺：「土改靠貧農，生產靠中農。」[8]合作化之初，約占農民20～30%的富裕中農（一億多）[9]，乃農村主要生產力，挫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等於摧毀農業根基。中共財政部長、副總理薄一波（1908～2007）：

據1957年估算，全國富裕中農人數在一億以上。這些人勞動致富的積極性受限制和挫傷，對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是很不利的。[10]

幾組數據

1952年6月11日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中共經濟大管家陳雲（1905～1995）：

漢口去年收的所得稅近兩千億元的樣子。所得稅等於所得額的25%，亦即所得稅的三倍就是他們的所得額。……現在我們一年的稅收，大約合23億光洋。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包括東北在內，也不過收八億到九億元光洋……他們比我們收的少。[11]

「人民政府」比國民黨多收稅近150%，陳雲的數據呵！

公有制名義上國有制，實質黨有制、吏有制，經濟成了中共控制國人最有力的政治工具。計劃經濟再從宏觀上卡住各廠礦自主經營權，只能被動等待上級的「計畫」，失去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全國經濟從源頭上失去活力。

1951年糧食購銷危機。中共中央〈關於1952年糧食問題的幾項決定〉（1951年12月5日）——

城市人口逐漸增加和廣大工業原料種植區糧食需要量增加的緣故，1952年糧食的供應調劑仍然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僅從國家貿易部門逐年出售糧食增長的情況來看，就可以瞭解糧食的情況是很緊的。1950年出售數為93億斤，1951年出售數增為169億斤，預計1952年至少須增至215億斤。糧食需要量的增長是極其迅速的。……上述糧食情況收支相抵，尚差28.4億斤。[12]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85年大陸版）——

1953年9月份完成（收購）計畫的80%，10月份只完成38%。市場糧價也因此大幅度波動。當時湖南、河南、河北等主要產糧區的糧價，一般高於牌價的30～50%。[13]

面對供銷失衡的糧情，在計劃經濟指導思想下，1952年9月成立糧食部（全球唯一）。1953～54糧食年度預算需握糧700多億斤，除農業稅收繳275億斤，須收購431億斤，而上一糧食年度僅收購243億斤，僅靠市場收購（與私商爭購）無論如何辦不到。於是，想到關閉糧食市場，堵絕農民其他賣糧管道，「保證完成收購」。[14]

「統購統銷」的實質：剝奪農民的糧食處置權以獲得絕對控糧權，以極低價強制征糧（統購），以保障城鎮供糧（統銷）。中共很清楚「谷賤傷農」，之所以出臺「統購統銷」，實因合作化導致糧產量增速下降，不能向人口不斷增擴的城市提供更多糧食，只好關閉糧食市場，強行徵集餘糧，急救眼前。1953年10月關閉農貿市場，糧油棉「統購統銷」。[15]

統購統銷——鄉村統購，城市統銷，取締糧商，逼迫農民只能將糧食低價賣給政府（0.09元/斤）。[16]農村不滿聲浪盈衢塞巷，很快收購少於銷售，無法維持城鎮供糧。1955年8月，被迫出臺「糧票」，全國城鎮限額供糧。[17]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

1953年統購統銷時，黨和農民的關係很緊張。[18]

1957年春，化工部勘察公司保衛科員閻義采（中共黨員）「鳴放」：

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政策是黨向農民的戰略進攻，向農民搶劫土地、糧食、牲畜。農村中反對共產黨的人日益增加。[19]

浙江寧波幹部「鳴放」：

糧食統購統銷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糧食統購統銷是農民鬧事的根源。[20]

安徽一家農機廠技術員汪朝元「鳴放」：

農村有四死：賣糧逼死，買糧等死，買不到糧餓死，賣糧再買糧虧死。[21]

1957年5月7日新華社《內部參考》（第2197期），〈安徽有些農業社因統購糧食過多加重了春荒〉，桐城縣天成社多征61萬斤，缺糧戶占87%；泗縣協辦社缺糧人口51.1%，光明社則普遍缺糧。（頁14～15）

統購統銷「奪農補工」，1956年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1949年農業產值遠大於工業）。通過工農業「剪刀差」[22]，本已很窮的農村至1978年向城市輸送了數千億資金。[23]毛澤東不承認統購統銷對農業的「扼頸」，認為是前進道路上的問題，至多是必要代價的「一根手指頭」。[24]

中共很清楚農民的「貢獻」，但已開出紅色支票，得用經濟績效證明革命價值，只能「暫時犧牲」農民。1962年7月中央黨校，副總理兼中央農工部長鄧子恢（1896～1972）〈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抖出統購統銷之所以必遭農民抵制的底牌——

黨中央的方針是以糧為綱，但價格上糧食不是綱，糧食的價格最低，種糧食的農民收入最少，一斤糧食平均不到一毛錢。按照去年的標準計算，農民賣100斤糧食給國家，他實際上得到的價格是7%，93%是盡義務，實際上糧食統購是最大的共產風，剝奪農民最厲害的在這裡。怎麼辦呢？不統不行，統了農民吃虧，他就不種糧食，不種糧食，一切就都垮臺，最後同歸於盡。農業垮了，工業也垮了，現在的情況看得很清楚。[25]

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胡喬木撰）：「肅反」立案審查130多萬人，查實「反革命」8.1萬餘，其中「現行犯有3800餘名」，即8.1萬餘「反革命」絕大多數為「歷史反革命」。[26]1956年底「肅反」結束，逮捕214470人，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53230人。[27]

社會主義惡弊

失去各種制衡的「社會主義」，惡弊立騰，冗員氾濫。1957年春「鳴放」期，同盟會員、國務院參事余遂辛（1885～1969）：

國家機關的層次太多，國務院指示傳達到基層比十八層寶塔還要多……工廠企業非生產人員也太多，有一個600人的工廠，管理人員就有近170人。[28]

1957年7月18日青島，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

浙江新登縣七萬人有3500多官，真是太多了，應該減三千，留五百。工廠非生產人員也太多，占30%，蘇聯25%，美國只3～5%。[29]

書商只要百號人就能辦起來的國際書店，用了500多人，效率還大大低於書商。陶孟和指國際書店領導實在是「外行的外行」。[30]

1963年中央機關司局長以上至少2800餘。[31]1978年全國脫產幹部1700萬（年底可能達1900萬，相當羅馬尼亞人口）。[32]清朝道咸年間文武官員2.7萬（文官2萬、武官0.7萬），文官一半在京，一半地方。[33]

1999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主任楊啟先（1927～ ）：

國有經濟占用著國家和社會的大部分資源，包括全國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的70%左右，而它能夠為國家創造的財富，按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只有1/3左右，按當年新增部分計算，只有不到20%。其效益之低、損失浪費之大，可以說已經到了十分驚人的地步。……實際上，我們是在用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來幹人家（按：西方企業）兩三個人的事情。[34]

實踐證明計畫經濟「少慢差費」。1957年6月初，北京市計委綜合處長耿子平：

今年的計畫，去年6月份就開始算帳了，可是到今年5月份才下達。北京今年的基建工作、交通運輸工作之所以發生窩工現象，都是由於計畫下達得太晚的緣故。[35]

反右強壓士林異聲，僅公職人員就劃「右派」（階級敵人）552877人，占國家幹部總數5.8%。[36]552877名右派（原領薪）,「不包括當年尚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老師及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民主黨派等等不拿國家工資的人，估計這些右派不下十萬人。」[37]此外，以敵對矛盾處理的「中右」21.6萬，「反社會主義分子」19萬，還有「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孬分子」……[38]

士林啞聲，社會沒了報警器，1958年「大躍進」沒了剎車，一場全國「大吹牛」。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人有多大擔，地有多大產〉；9月18日《人民日報》第7版——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中稻畝產130434.14斤。

反右前，赤潮漲頂，中共威望最高點。反右後，中共一路下坡，大躍進→大饑荒→四清→文革。

（未完待續）

附註：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2、7。
[2] 黃道霞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20～23、50～54、80～83、171～176。
[3]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李銳文集》第5冊，香港社會科學教育出版公司2009年，卷八、頁319。
[4] 謝幼田：《鄉村社會的毀滅》，明鏡出版社（紐約）2010年，頁268。
[5] 高王淩、劉洋：〈土改的極端化〉，《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年2月號，頁40。
[6] 宋永毅：〈重審毛澤東土地改革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宋永毅主編：《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上冊，田園書屋（香港）2019年，頁17。
[7]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74。
[8] 國家農委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頁685。
[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525。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362。
[11] 《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67。
[1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333～334。
[13] 柳隨年、吳群敢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6。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256～258。
[15]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77～488、561～567。
[16] 〈中國1949年後糧食價格的演變〉，http://www.cndsw.cn/a/ysms/yeshi/201102/1667.html
[17]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制度、控制購銷、改進糧食工作的指示〉（1955年8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20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25～30。
[18] 王若水：《智慧的痛苦》，三聯書店（香港）1989年，頁323。
[19] 〈閻義采為美蔣喝采〉，《人民日報》（北京）1957年7月27日，版2。
[20] 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右派言論彙編》（1958年5月），頁146。轉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頁18。
[21] 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毒草彙編》第二集，頁29。轉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頁18。
[22] 剪刀差：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之差額，因圖示呈剪刀而得名。
[23] 姚洋：〈中性政府與中國的經濟奇跡〉，《二十一世紀》（香港）2008年6月號，頁22。
[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7。
[25] 《鄧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426～427。
[26]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社論），《人民日報》1957年7月18日，版1。
[27] 羅冰：〈早年政治運動檔案解密〉，《爭鳴》（香港）2005年12月號，頁12。
[28] 〈國務院黨外人士繼續座談〉，《人民日報》1957年6月5日，版2。
[29]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3冊（1949年10月～1957年），頁299。
[30] 〈請看陶孟和說了些什麼話？〉，《光明日報》（北京）1957年7月23日，版2。
[31] 《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1年，頁263。
[32] 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197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54。
[33] 張仲禮：《中國紳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114～115。
[34] 邱路：〈國企改革為何如此艱難——楊啟先訪談錄〉，《百年潮》（北京）1999年第2期，頁5。
[35] 《大公報》（北京）1957年6月3日。陳權選編：《「鳴放」選萃》第2冊，自由出版社（香港）1958年，頁330。
[36]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炎黃春秋》（北京）1995年第11期，頁14。
[37] 戴煌：〈一次大解救〉，東方網2008年2月26日。http://www.archives.sh.cn/dabl/lsya/201203/t20120313_8732.html
[38] 胡治安：〈1978：從「摘帽」到「改正」〉，《中國新聞週刊》（北京）2013年第3期（2013年1月21日），頁86。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