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陣營內部矛盾激化，尤其是川普推動格陵蘭島控制引發地緣對抗的背景下，英法等西方國家為了對抗來自美國的壓力，正表現出明顯的「倒向中共」傾向。
在英國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訪華前夕，英國政府於1月20日正式批准了極具爭議的中國在倫敦皇家鑄幣廠舊址興建歐洲最大規模大使館的計劃。
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在達沃斯論壇釋放希望與中共加緊合作、歡迎中國加大對歐洲投資的信號，甚至公開表示「我們需要更多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
加拿大總理卡尼剛剛訪問中國，與中共達成一系列合作協議，並公開宣稱要與中共共同構建所謂的「全球新秩序」。
這種趨勢令人深感不安，因為它正在把整個自由世界再次推向一條已經被證明極其危險的舊路。正如知名民運領袖盛雪所警告的，這種對中共經濟依賴的再度擁抱，並不會帶來真正的復甦，只會在政治、安全、產業與價值層面全面削弱歐洲自身的獨立性與抗風險能力。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對中共的依賴從來不是中性的經濟選擇，而是戰略性的自我繳械。
筆者認為，西方國家把「對華經濟依賴」當作對抗美國的一種策略，這種轉向至少存在以下五大風險。
一、經濟層面：從「去風險」滑向「再綁定」
過去幾年，歐美官方話語不斷強調「去風險」。但英法等西方國家當前的政策選擇正在走向相反方向——不是降低對中共的依賴，而是以更隱蔽、更高層級的方式重新綁定與中共的關係。
中國對西方國家的投資往往集中於關鍵基礎設施、金融節點、城市核心地段（如使館、港口、能源、科技園區），由此給西方國家帶來的風險並非體現在貿易逆差，而體現在中共不可逆的控制權。
一旦西方國家的經濟復甦與中國資本深度捆綁，歐洲政策制定者將越來越難在安全、人權、技術限制等議題上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其結果必然是中共以短期資本投入，換取長期政策鎖定。這不是市場行為，而是西方對中共的戰略依賴。
二、政治層面：主權被「合作語言」空心化
與中共的合作從來不是純經濟行為，而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互動模式，合作協議通常附帶「穩定預期」「避免對抗」「尊重核心關切」等模糊但實質性的政治暗示，隨之而來的，是西方國家自我審查的擴散*——對中共議題「降溫」、對批評聲音「去平台化」、對敏感議題「技術性迴避」。當「保持對話」「避免激怒北京」成為西方國家的優先選項，這些國家的主權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被行使的權力，而是一個需要被反覆權衡的成本。
三、安全層面：戰略縱深被悄然侵蝕
經濟依賴最危險的後果，並非貿易戰中的損失，而是危機時刻的不可選擇性。在關鍵供應鏈、稀土、關鍵零部件、綠色能源原材料等方面，一旦西方國家形成對中國的高度依賴，在台海、南海、制裁、技術封鎖等突發事件中，歐洲將面臨無法同時維護安全與經濟穩定的困境。這意味著歐洲在真正的地緣危機中，將更可能選擇中立、模糊或拖延，而非明確站隊。而這正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戰略效果。
四、產業層面：空心化的「產業繁榮」
歡迎中國投資，往往被有些西方國家包裝為「提振就業」「綠色轉型」「基礎設施升級」，但長期看，其結果是本土產業被納入中國主導的價格體系與產能邏輯，技術升級被替換為「市場換資本」的低質量增長，歐洲製造業與高端工業因此將進一步失去獨立演化能力，最終形成的是一種沒有戰略控制權的產業繁榮——看似熱鬧，實則脆弱。
五、價值層面：自由世界的敘事自我瓦解
倒向中共最深層的危險，可能還不在經濟，也不在安全，而在價值層面。
當西方一方面譴責威權、強調規則秩序，另一方面卻不斷以「現實主義」為由向中共靠攏時，釋放出的信號是：價值是可交易的；原則是可延期的；自由秩序只是一個條件允許時才適用的選項。這不僅削弱了西方對外的道德號召力，也在內部製造了犬儒主義與政治虛無。
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中共不是一個可以被經濟融合馴化的參與者，而是一個通過依賴關係重塑規則的系統性挑戰者。西方對中共的依賴，從來不是中性的經濟選擇，而是一種戰略性自我削弱。
今天，當這種依賴在「穩定」「投資」「復甦」的名義下被再次重複，自由世界所失去的，將不只是增長空間，而是在關鍵時刻對中共說「不」的能力。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川普所強調的主權優先、安全優先、供應鏈重構和對中共制度性邊界的明確劃線，才顯得格外清醒。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