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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一位传奇人物。
他原本是一名教师、记者，却转身成为了实业家。他创办的企业，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公司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他更是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船王”。
但是，命运弄人，他做出的一个决定，让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满怀悔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生于清末、兴于民国、最后却死在红色政权下的实业家，他辉煌而又充满遗憾的一生，以及那个令他后悔终生的选择。
从穷小子到教育家
卢作孚，四川合川人，1893年出生在一个挑卖麻布的小贩家庭。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15岁那年，他只身去了成都，一边读补习班，一边自学数学和英语。
18岁，他参加了保路运动，还加入了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实践者。
1914年，他在上海结识了教育家黄炎培，两人成为终身挚友。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卢作孚逐渐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卢作孚先后在《群报》《川报》当记者，撰写了大量抨击时弊、关注民生的文章。1919年，年仅26岁的他就成了《川报》的社长兼主编。
1921年，四川军阀杨森看中他的才干，任命他主管川南教育工作。他一干就是轰轰烈烈的大改革，发动了“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运动，波及整个四川。
今天的教育学者评价说，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地方教育实验的典型案例。
可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战火不断，教育救国的梦想太难实现，他决定换条路——实业救国！
实业救国
1925年10月，卢作孚说服家乡的亲友，集资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由于他用心经营，民生公司从最初只有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发展到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的长江及近洋客货船队。
不仅如此，民生公司还击败了外国轮船公司，统一了长江上游的航运，而且把航线扩展到了港澳和东南亚，甚至还去过印度和非洲。
不仅如此，他还独资或合资创办了95个企业，涉及轻、重工业和服务业各领域。
卢作孚的管理理念超前，他实行股份制，以员工为本，努力提高员工福利，打造了独特的“民生精神”。这套企业文化，连现代经济学家都赞不绝口！
连鸡都买不起的老板
卢作孚是个与众不同的老板。他不追逐个人财富，最初连公司股份都没有。后来股东为了感谢他，送了他一点股份，他才成了民生的一名小股东。但是他从不拿分红，全家靠他总经理的工资生活。
他生活极其简朴，总是穿着民生公司的土布制服，没一点大老板的架子。有一次，国民党部队请他演讲，他一身公司制服，而他的跟班穿中山服、戴巴拿马草帽，拎着公文包，气派十足，接待方误把跟班当成了老板。
卢作孚的收入其实不少，因为他除了是民生的总经理，还有许多兼职的董事或者董事长的职务。每个兼职都有可观的车马费、津贴费，有的比他工资还高。
但是，每次这些补贴送来，他都立刻捐出去，捐给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学或者小学。现在档案馆里还保存着他的捐款字条。
他全家人的生活也很简单。1942年，许多民生公司的员工都已经搬到重庆南岸的“民生新村”，卢作孚一家七口才住进大约有40平米的公司宿舍里。这已经是他们家住得最宽敞、最好的时候。他家唯一的一件高级用具，是30年代初的小电扇，漆都已褪尽。
卢作孚不喝酒，不抽烟，客人来了家里，连烟灰缸都没有。他的一位朋友说，抗战时，有一次卢作孚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但是他们连这钱都没有。
有远见的实业家
1930年，卢作孚去东北考察，一眼看穿了日本打算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他断言：“中日必有一战。”
于是，他立刻扩充船队，储备燃油和钢材等战略物资，为抗战做足准备。1937年抗战爆发时，民生公司已有近五十艘轮船，几乎撑起了长江航运的半壁江山。
1935年，他还出任四川建设厅厅长，大力推动成渝铁路建设，稳定四川军政，为抗战打下基础。
他还在重庆北碚大展拳脚。北碚原本是土匪窝，只有200户人家。1927年，卢作孚当上防务局长，剿抚并举，彻底清除了匪患。
抗战全面爆发后，北碚成了重庆陪都的迁建区，吸引了200多个机构，包括国民政府司法院、立法院，还有复旦大学、中央研究院等。老舍、梁实秋、曹禺等文化名人落户北碚，让这里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高地。
后来，他建起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抗战中承担了重庆三分之一的能源供应。他还创办了三峡染织厂、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和兼善中学。
中国版“敦克尔克”大撤退
1938年，武汉沦陷，卢作孚临危受命，指挥民生公司进行宜昌大撤退，把从武汉撤退下来的三万多人员和九万吨重要物资运送到四川后方安全地带。
当时的情况已经相当危急了，因为长江还有40天就进入枯水期，而日军已经开始轰炸宜昌了。
为缩短运输时间，他调集了民生公司所有可用的轮船，征集了大量木船，采取了分段运输的办法，在40天内，三万多人员全部顺利运到重庆大后方，物资运完三分之二，两个月内则全部完成。
这段历史被称为中国版“敦克尔克”大撤退。
错误的选择
1944年，卢作孚辞去所有官职，又回到了民生公司，满怀信心地为战后做准备。
但是，中共挑起了内战，他的梦想落空。
1949年，国共两党都想争取当时身在香港的卢作孚。他面临着四种选择：去台湾；去美国；留在香港；或者北上重返大陆。
他最终选择了北上之路， 因为他放不下民生公司和心中那份国家建设的美好蓝图。
他没想到，这成了他一生最后悔的决定。
要命的“公私合营”
1950年6月，卢作孚到了北京，参加了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回到重庆。
当时民生公司滞留在香港和海外的18艘主力船舶，也在卢作孚的安排指挥下，先后驶返中国。
为了公司的生存，卢作孚最早向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的建议。
但是，他不知道，中共的“公私合营”跟他想要的公私合营是两回事儿。他理解的“公私合营”是政府入股，却不干预经营。而共产党理解的“公私合营”，却是全面控制。
很快，多位长期跟随卢作孚，与他曾经生死与共的高中层主管，一个个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开除遣散，甚至被逮捕枪毙。卢作孚想要阻止，却根本无力回天。
不仅如此，共产党还利用“一切由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口号，离间劳资之间的关系，鼓动阶级斗争，导致公司人心涣散、亏损严重，而且事故接连不断。
最后的屈辱与抗争
无论怎样艰困，为了民生的股东和员工，卢作孚只得忍辱负重，做最后一搏。1952年过年前，他亲自乘飞机到北京，再次向中共高层要求申请贷款，以维持民生的营运。
最后，在卢作孚返回重庆后，北京发来电报，破例批准了这笔贷款，但电报却被心怀不轨的民生副总经理童少生偷偷扣下。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因事故触礁沉没，卢作孚心力交瘁。
在一次当众自我检讨中，卢作孚说第一句话就是：“各位：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他说，他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自己被划入资产阶级，因为他一生所提倡的都是“造公产，不造私产”。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在会上主动“引火烧身”，“坦白”他曾接受过卢作孚的邀请，在北京出差时一起吃饭、看戏等，其实这些都是卢作孚自己出钱。
卢作孚的年轻贴身秘书也跳上台，揭发公股代表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这个秘书原是轮船上的服务员，被卢一手拉拔，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并教他文化，没想到此时忽然忘恩负义、无端抹黑。
当天傍晚，卢作孚回到家中，关上房门，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当晚吃饭时，家人才发现他已昏迷不醒。
后来，家人打电话给公司求助，童少生仅带了厂内医生来，给他打了两剂强心针，却没有把他送到离家仅200米的医院救治。其间，再打电话层层请示，一直拖延到晚上11点多，也没有把他送去医院。
卢作孚在昏迷中离世，享年58岁。这时距离他回到中国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
30年后才“平反”
卢作孚可算做中共“五反”运动中最早的自杀者之一。由于昔日的社会声望，他的自杀在民主党派、工商界中均产生相当震动，也令中共高层感到脸面无光。
中共官方说卢作孚“畏罪”自杀，面对员工自发的悼念，中共组织上提出要“彻底摧毁卢作孚思想的统治”。
卢作孚死后，民生船长以上公司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丧命。1956年8月，民生公司被彻底公有化。
一直到1980年，中共才为卢作孚“平反”，承认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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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红）
